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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基础知识
发布日期:2011-06-04
新闻来源:校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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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从古至今,中西新闻界对此没有任何怀疑。然而,假新闻始终威胁着新闻的真实性。在和假新闻的斗争中,在维护新闻真实的过程中,新闻学界从各个层面强调新闻真实的内涵、标准、必要性以及保证新闻真实的职业要求、操作程序与技巧等,并发展出了一整套的概念体系。可以说,新闻学的根本使命就是解决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新闻业界也把真实视为自身的立命之本,在实践中发展出了调查性报道、追踪报道、深度报道、暗访、更正等操作程序与操作技巧,也曾多次发动运动(如中共党报史上著名的反对“客里空”运动)严厉打击假新闻。
 
【新闻宣传】新闻宣传是“新闻”和“宣传”这两个词被强行“结合”后产生的一个新词,英语世界没有该词的对应词。在英语世界,“宣传”是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贬义词,“新闻”则是中性词,二者若结合,新闻就会失去公信力。而在中国,“宣传”被定性为中性词,由此结合的“新闻宣传”也就不带贬义色彩,成为至今仍在盛行的词汇。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曾就新闻与宣传的关系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争鸣,试图打破“新闻宣传”的混沌状态。那次争鸣,虽未能把“新闻宣传”送进历史,却明晰了新闻与宣传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有着根本的区别:新闻传播信息、宣传传播观念。
 
【新华体】新华体中的“新华”是指新华通讯社,意指这种文体是新华通讯社所有新闻报道的结晶,也指这种结晶在公众脑海中的总体印象。目前尚未考证出新华体的“生辰八字”,但首次被编入辞典是1993年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这部辞典赋予了新华体光辉的形象:“消息简洁,文字精炼、篇幅短小;善于用事实解释事实,很少空发议论;层次清晰,尽量做到一个事实一段,消息中段落过渡自然;稳健中见权威,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注重通稿的信誉;善于抓大问题、关键性问题,重大事件的报道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主题开掘深刻。
 
【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1自此,正面报道、负面报道、中性报道成为学术界经常使用的热词,但这些概念至今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其实,这是一对被误解、误用的概念。想想何谓“正面”、何谓“负面”,以及对谁是“正面”、对谁是“负面”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正面”、“负面”只不过是强加在新闻报道规律之上的人为的思想枷锁及管制新闻的理论依据。只要是公众欲知、应知、须知而又未知的新闻,都应报道。至于它是“正面”还是“负面”,要看行政机关如何处理新闻事实。正面报道过度会有负面效果,负面报道处理好了也会有正面效果。
 

【暗访】暗访,也称“隐性采访”,是获取新闻素材的一种采访手段。这种手段造就了一批名记者,产生了许多新闻经典作品,起到了惩恶扬善的作用,至今仍被新闻业界频繁使用。对这个术语,学术界从最初的认同发展到质疑,乃至根本否定。这与“隐私权”的兴起与普及有关。  暗访,不论是介入式的还是非介入式的,都会有意无意地侵犯采访对象的隐私权,于是在隐私权的名义下,学术界开始批判“只要达到正当目的,不顾手段”的工具主义思想与做法。“暗访”的合法地位变得岌岌可危,由此带来的道德、法律等问题逐成为近年来我国新闻学术研讨的热点。讨论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暗访”要把握好“度”,谨慎、适度进行。事实上,媒介竞争和渐趋“失范”的新闻职业规范,已使大多数暗访成为我国媒体赚取眼球的噱头。其实,大多数暗访的素材,可通过正常的采访方式、特别是迂回的方式获得。但暗访仍在继续,结果是把记者身上的光环一点点扒去,成了人人鄙视的“狗仔队”。
     

【典型报道】与新华体一样,典型报道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样式,西方新闻学中没有这个概念。我国的典型报道始于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5月,《解放日报》接连发表消息、通讯和社论,持续开展“吴满有运动”,拉开了塑造典型的大幕。借助“×××运动”,典型报道在20世纪60~80年代走向成熟。南泥湾、雷锋、焦裕禄、大庆、大寨等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个符号,至今仍有不少符号活跃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典型报道犹如一股魔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但也有如“农业学大寨”、“六厂二校”式的历史伤疤。90年代后,典型报道逐步式微,虽然仍有人为典型报道唱赞歌,典型人物仍不断涌现,但典型报道的袪魅化,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在于典型报道的使命不是告知新闻,而是“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是为了用“典型”、“榜样”去推动工作。在小农经济和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时代,需要典型报道去整合民众,但在价值多元化的信息时代,典型报道要发挥效力,须凤凰涅槃后,才有望重现辉煌。

     【高大全】这个词和“文革”期间的一部电影《金光大道》有关。片中的主人公“高大泉”是个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符合“四人帮”提倡的文艺作品要“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的“三突出”原则。由此,“高、大、全”成了“三突出”的代名词,成为文艺、新闻等领域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新闻领域的“高大全”表现在典型报道上,那个时候的典型人物都是值得凡夫俗子崇拜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他们的事迹犹如神话故事,充满崇高与激情。俱往矣!混乱、愚昧的“文化大革命”早已谢幕,“高大全”也早已成为贬义词。但“高大全”的阴魂仍未散去,在当今的一些典型报道中,仍能找到不少让人反胃的、有意拔高的描写、叙述。断臂的维纳斯在人们心中仍是美的化身,回归人性,回归生活,有血有肉的人物,仍会是读者心目中的偶像。
 
【深度报道】新闻学科的术语,其内涵向来是争议居多,对于深度报道,虽有不同表述,中西方学术界却达成了基本共识。形象地说,深度报道是“以今天的事态核对昨天的背景,从而说明明天的意义”。这种报道形式的源头可追溯到美国的“黑幕揭发运动”,那场运动不仅奠定了美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基础,还改变了美国新闻界的工作传统:深度报道崛起,并发展出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报道样式。我国的深度报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出现过以《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为代表的经典作品。可惜深度报道的强劲发展势头中断了,曾一度让位给现场短新闻,但不久又以稳健的步伐开拓疆域,大规模进入了广播电视媒体。深度报道赋予了新闻真正的“灵魂”,让其能铁肩担道义,为人类远航保驾护航。在唯有变化是确定的信息世界,我们有理由期待深度报道再次崛起,重振昔日辉煌。

     【调查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是深度报道的一种,它旨在查明那些被掩盖起来的、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深层次事实,并予以曝光,因而它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有分析性、更花费时间、更需要勇气的报道。调查性报道源于美国早期的“扒粪运动”,20世纪70年代《华盛顿邮报》两名记者鲍•伍德沃德和卡•伯恩斯坦成功揭露了“水门事件”丑闻,遂使调查性报道盛行于美国。调查新闻学也随之兴起,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新技术手段也被引入调查报道领域,发展出了精确报道、精确新闻学等概念与做法。调查性报道引入中国,却遭到了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报道思路的狙击,使其在概念内涵、选题范围、操作流程等方面发生了变异,更多地成为政府职能延伸下的一种舆论监督行为,而不是主动暴露政府和公共机构中的腐败行为和丑事。党的十七大报告已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实现这四项基本权利,除了政府的信息公开,更需要调查性报道有更大的作为,尽量多揭露那些被利益集团封锁的深层信息,这不仅需要记者的勇气、胆量,更需要国家给予相应的制度保障。

     【追踪报道】追踪报道,是内涵非常简单的一个词汇,它是指对新闻事实的连续跟踪报道,直至事实真相全部曝光为止,不过这个词的存在保证了新闻的真实性。马克思曾指出:“只要报纸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的是追踪报道,这在于新闻事实的展开、曝光有个过程,要把这个过程的全貌及时、客观地展现给读者,非追踪报道不可,这意味着追踪报道不是一种新闻文体,而是一种报道手段,故追踪报道可采用消息、通讯、特写等多种新闻文体。
  
     【受众】就是指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包括报刊和书籍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影电视的观众,网络兴起后受众的范围更广了。一开始,人们认为受众是靶子,媒体的枪弹打出去就会把受众击倒,但后来,人们发现,一样的信息,在不同的受众那里会有不同的解读,有的网友说自己看《新闻联播》经历了三重境界:从根本不看,到反着看,最后当作娱乐新闻看。所以,套用商界“顾客是上帝”的理念,在传媒界,可以说“受众就是上帝”。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指出,“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但“媒体办给谁看”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好。很多媒体还存在着对上多对下少的问题,看领导的眼色太多,以得到领导的批示为荣,形成了“写谁谁看、谁写谁看”的尴尬局面,这都是没找准对象的结果。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受众调查是在1982年进行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共同发起。现在,多数市场化媒体也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受众服务系统,受众越来越受到重视,受众越来越“享受”了。

     【社论】又称社评,是新闻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观点的文章,一般不署作者姓名。过去,社论都是很隆重庄严的,人民日报等大报的社论要全国媒体转载。2003年,《南方都市报》设立社评版,成为国内第一家天天有社论的报纸,后来的《新京报》也跟进这一做法。但愿能有更多的报纸天天出社论,读者就能享受观点的盛宴了。
    【舆论监督】据一些学者考证,舆论监督这个词组最早出现在1945年。著名报人赵超构1945年12月5日在《新民报》重庆版发表社评《给收复区以新闻自由》,文章结尾提到:“政治不受批评,政治一定会腐化;官吏不受舆论监督,官吏就容易胆大妄为。”改革开放后,新闻学界开始尝试使用这一术语。从1987年开始,舆论监督连续4次出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表明党对舆论监督的重视。类似的提法还有新闻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媒体监督等等,多是指媒体的批评报道。  近年来,媒体的舆论监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促进了一些问题的积极解决,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当前国内媒体的舆论监督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和障碍,仍有很多官员认为舆论监督是添乱,记者被打被抓后维权也很难,这都显示出法律的缺位和制度的有待完善。

     【号外】在电子媒介到来之前,号外的出现,标志着报纸把追求新闻时效性的努力做到了极致。在激情洋溢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报纸号外屡见不鲜,比如新中国的成立、原子弹爆炸、人造卫星上天等等,举凡重大的新闻事件,都有号外记述历史。80年代基本上是中国报纸号外的沉寂期,这似乎从一个方面印证了美国学者杰克•海敦的断言:“电视扼杀了报纸的号外。”但是,在新媒体大行其道的当下,报纸号外竟“火”了起来。近两年凡有大事,比如国足出线、神七升空、奥运开幕等,报纸出号外都是争先恐后。细思量之后也不难发现,当下,号外不再仅仅是信息载体,号外本身就是信息。有重大事件发生时,报纸出号外可彰显自己的实力,用号外展示形象。用出号外表明自己的判断,用出号外制造一个概念。

     【改版】说起新中国成立60年来报纸的改版,最著名的当然还属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尽管它不到一年时间就猝然中止,但它仍是一次载入史册的历史事件。当下,改版已经是媒介运作的常态了。从报纸到电视再到网络,改版体现着媒体追求创新的自觉与冲动,领先的媒体知道,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战胜竞争对手的模仿和跟进,才能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传播环境,《南方周末》能够成为当年周末战后硕果仅存的一家,也正是得益于它不断根据传播环境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自己办报策略的做法,从一份最初主打娱乐休闲的报纸发展成为主打时政题材的新闻周报,它的成功,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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